“琮王”上的“神徽”，陶罐上的12个符号，老祖宗还有多少秘密藏在这里

中国的新石器时代，有一处文明遗址，以玉器的使用和随葬为最(zuì)主要特征，包括大件的玉琮、玉钺(yùyuè)和玉璧等。这就是良渚文化。 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年至4300年期间、在长江下游(chángjiāngxiàyóu)环太湖地区发展起来的史前文明(wénmíng)，如今共发现500多处遗址，以良渚遗址附近的莫角山为中心区。良渚遗址出土(chūtǔ)的文物，如今主要存放在位于浙江省(zhèjiāngshěng)杭州市的良渚博物院、浙江省博物馆等机构中。 良渚博物院展览面积4000余平方米，展出良渚文化(wénhuà)时期玉器、石器(shíqì)、陶器和漆木器等各类珍贵文物600多件（组）。博物院展览依托“水乡泽国”“文明圣地”“玉魂国魄”三个展厅，展示了(le)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考古成果、遗产价值，体现(tǐxiàn)了良渚文明在中华文明“多元一体(yītǐ)”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贡献 图据：良渚博物院 良渚玉器的精致程度足以证明：在距今五千年前，华夏先民的文明已经达到(dádào)了怎样的高度(gāodù)。 沉睡(chénshuì)数千年，良渚遗址被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唤醒。 1936年冬，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（今浙江省博物馆前身）馆员施昕(shīxīn)更，在家乡良渚周边的田野阡陌之间终日埋头(máitóu)调查，独自发现黑陶、石器等大量古物。第二年春天，他邀请发掘过殷墟的董作宾、发掘过城子崖遗址的梁思永等当时一流(yìliú)的考古学家(kǎogǔxuéjiā)来到良渚参观，良渚得到刚刚(gānggāng)萌芽的中国考古学界的肯定。 1938年，投笔从戎的施昕更一边在(zài)浙南参加抗战，一边继续考古整理，使得五万余字、一百余(yìbǎiyú)张图片的《良渚（杭县(hángxiàn)第二区(qū)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）》得以在战乱下的上海出版。这本正式发掘报告，确认出土的黑陶和石器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。 良渚文化陶鼎。夹砂红陶(hóngtáo)，底部为三鱼鳍形足，外表黑色发亮 虽然施昕更于两年后去世，生前也始终认为良渚只是龙山文化(wénhuà)的一支，但“良渚”的名字却就此长期存在(chángqīcúnzài)于考古学界的视野中。1959年，考古学家夏鼐(xiànài)正式将这一长江下游地区(dìqū)的文化命名为“良渚文化”。 随着时间的(de)推移，良渚文化的精彩逐渐浮出水面。从1973年发掘(fājué)苏州草鞋山墓葬开始，良渚周边的墓地相继出土大量丰富精美(jīngměi)的玉器，玉器由此取代黑陶成为良渚文化的名片。 龙首纹玉镯(yùzhuó)。直径8.2厘米 1986年，当良渚被施昕更发现(fāxiàn)五十周年时，考古学家在遗址上找到了良渚文化最显贵的墓葬(mùzàng)。反山和瑶山墓葬的发现及发掘(fājué)，号称“琮王”等超规格玉器的出土，再一次震惊学界和世界。 良渚终于显示出了它独一无二的魅力。2018年，“良渚古城遗址”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递交了提名(tímíng)申请，成为中国第一个申遗(shēnyí)的新石器时代(shídài)遗址。2019年7月，良渚遗址正式进入世界遗产(shìjièyíchǎn)名录。 以(yǐ)“玉”为特色的(de)良渚文明，并非长江下游最早的玉文化中心，距今5500年左右的安徽巢湖凌家滩文化才是(shì)。从凌家滩文化开始(kāishǐ)，渐渐开始了“玉石分野”：玉，不再是笼统的“石之美者”，而是专指软玉(ruǎnyù)。但凌家滩文化的玉石分野还不十分明显，因此既有软玉的玉龙，也有重达88公斤的玉石猪。 但到了良渚(liángzhǔ)文化(wénhuà)时期，玉和石的区别更分明了。玉石未分野之前，玉器的价值更多体现在(zài)制作技艺上，材质本身的价值并不突出。从玉文化的角度而言，良渚的兴起可理解为先民继续寻找更好玉质(yùzhì)材料的尝试过程。最终良渚出产(chūchǎn)的最好的玉器、最好的玉石材料和制玉技艺，都体现在良渚贵族的墓葬中。 而(ér)这之中的重中之重，无疑是玉琮。 “琮”是《周礼》所记载用以“礼天地(tiāndì)”的“六器”之一，而目前最早的考古出土实物(shíwù)资料，就是见于良渚文化。良渚玉琮大体上可以分作两类(liǎnglèi)：一类(yīlèi)被称为“镯式琮”，其外形和手镯相似；另一类即典型外方内圆柱状的琮。 镯式玉琮，1987年(nián)瑶山遗址出土 这两类玉琮共同的特点是表面都刻划有神人兽面为主题的图案，并且大多对称排列。镯式琮往往比较矮，通常只有一节至多两节的纹饰；而方(érfāng)柱状琮则高矮不(bù)等，纹饰从(cóng)一节到十数节不等。 简化神人(shénrén)纹玉琮。高10.2厘米、射径(shèjìng)22.5厘米、孔径1-1.1厘米 1987年，在反山遗址12号墓中出土6件玉琮(cóng)，其中5件玉琮大小(dàxiǎo)、高低、节数稍有区别，位于墓主胸腹位置；剩下一件玉琮位于墓主头部(tóubù)附近，是已发现的良渚玉琮中雕琢最精美、品质最佳、体量(tǐliàng)最大的玉琮，所以被誉为“琮王”。 “琮王(wáng)”内圆外方，中部贯穿，高8.9厘米、直径(zhíjìng)16.5~17.6厘米，重达6500克 图据：ICphoto 在发现玉琮王之初，考古人员并未过多关注玉琮上的细节(xìjié)。其被送往文物库房进行编号、拍照之后才发现：玉琮王上(wángshàng)竟刻画着头戴羽毛发冠、骑在神兽之上(zhīshàng)的“神人兽面”图案。 图案的主体为“神人(shénrén)”，面部呈倒梯形，眼睛(yǎnjīng)、鼻子、牙齿都非常写实。“神人”头上还戴有高耸的羽冠，内(nèi)层刻有连续卷云纹的帽饰，外层为放射状羽翎大冠。“神人”的肢体都以阴纹细刻而成，上肢作抬臂、弯肘状，五指平张。“神人”的身下(shēnxià)是一只伏在地上的神兽(shénshòu)，外框有椭圆形(tuǒyuánxíng)的眼睑，之间以桥形凸面相连，有鼻梁和鼻翼，阔嘴内有尖利的牙齿。 神人兽面纹（局部） 图据《文明的曙光：良渚文化文物精品集(jí)》 这个(zhègè)图案，是良渚文物中细节表现最多(zuìduō)的一个，常常也被称为“神徽”。北京大学教授秦岭认为，这个图像到底是什么，很难从后代文献中去简单回溯早期的思想观念，“《说文解字》中，‘灵’字条下释巫为‘以玉事神(yǐyùshìshén)(yǐyùshìshén)’，或许良渚的权贵们，这些制玉用(zhìyùyòng)玉的特殊社群，正是‘以玉事神’的最早的巫觋。” 玉琮(yùcóng)之外，还有玉钺。长江下游地区是中国史前(shǐqián)石斧、石钺最为发达的(de)地区，发展到良渚文化的时候，石斧已经基本脱离了生产的实用功能，与玉琮、玉璧一起(yìqǐ)构成了用玉制度的核心，是显贵者阶层特定身份地位的玉质指示物。 双孔玉钺，1986年(nián)反山遗址出土 玉钺在良渚文化中数量不多，一般仅见于等级最高的男性墓葬中，而且一座墓基本上只有一件(yījiàn)。它的普及率(pǔjílǜ)要低于玉琮和玉璧，这或许也反映出(chū)它的意义确实不同凡响。 在(zài)良渚的(de)一件陶罐上，其肩部及上腹部刻有亦图亦文的12个符号，李学勤教授称其为“前所未见(qiánsuǒwèijiàn)的珍品”。它即便不算正式严格意义上的文字，也是文字的前身。 刻符黑陶罐。因出土于河沙中，故器表面呈锈(xiù)红色 无论玉器还是文字符号，都显示良渚文化(wénhuà)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。但距今(jùjīn)4300~4000年时(niánshí)，良渚文化却悄然消失。后继的马桥文化无论是农业经济、玉器还是聚落形态，都无法和良渚文化相比，呈现出(chéngxiànchū)明显的倒退。 关于良渚文化的消亡，学界提出多种理论解释，诸如洪水(hóngshuǐ)说、农业恶化说、瘟疫说及社会资源耗尽说等等，但至今尚无(shàngwú)定论。 作为与安徽凌家滩(língjiātān)文化、辽宁红山文化齐名的(de)中国史前三大玉文化之一(zhīyī)，良渚文化在华夏文明史上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先民的智慧和心血，寄托于精美的玉器中长存，也令后人钦佩仰望。 文 启凌 编辑 苏静(sūjìng) （下载红星新闻，报料有奖(yǒujiǎng)！）